华为走入了“无人区”中国经济也是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华为走入了“无人区”中国经济也是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发言在各个媒体疯传。任正非的讲话的确振聋发聩:

  “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教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任正非的这段话,说出了一个人类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基本的生命周期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何科技发展,如同一个人一样,是有生命极限和周期规律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其大作《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就探讨过国家的生命周期,他认为国家霸权的兴衰是一个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考恩在其《大停滞》里也提到,美国经济之所以陷入困境,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由于低垂的果实,好干的、容易干的产业都基本干完了,相当于最容易摘的果实都摘完了;二是因为科技高原。在考恩看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明创造,包括飞机、电话、汽车、火车、照相机等,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都已经创造出来,之后除了互联网和计算机,人类在科技领域似乎进入到一个科技高原,几乎没有太大的突破。考恩认为,这是导致美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两大原因。

  其实,考恩所言的这种状况,更适合经历30多年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当下的中国经济,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包括制造业、人口红利、投资、房地产、出口、消费在内的六架马车都已经筋疲力尽,难以为继。在缺乏创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面临急速下滑的风险。低垂的果实和科技创新的匮乏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到另一个可怕的“无人区”,模仿追赶式的增长走到终点,没有人可以把中国带出“无人区”,如何突围和走出来,只能靠自己。

  华为“无人区”

  当然,任正非所言的华为的“无人区”,更多的是对华为在行业内地位的一种自我肯定。在华为从事的领域,华为在科研上已经进入到无人区,无人模仿,无企业模仿。没有模仿的原因是华为在过去几十年,坚持做研发。华为当年的《基本法》明确规定华为要把销售收入的10%用于研发,华为自己对这个指标的执行不仅没有打过折扣,而且在过去10年中其研发投入的比例远远超过10%。

  2015年,华为的研发投入高达92亿美元,占其收入的比重超过15%。92亿美金的研发投入相当于联想10年的研发投入,这几乎可以解释华为和联想目前生存状况冰火两重天的重要原因。任正非说,未来几年,每年的研发经费会逐步提升到100~200亿美元,这是一个足以和世界上很多科技公司相媲美的数字,这种投入,让华为进入到了“无人区”,而缺乏研发投入的联想却仍然在闹市寻求摆脱财务困境的办法。

  中国经济“无人区”

  我在前面两篇文章中都谈到,和华为一样,中国经济也进入到了一个“无人区”。这个“无人区”和华为的“无人区”不同:华为的“无人区”是高处不胜寒,而中国经济目前的“无人区”更多的指,由于过度迷恋低廉的人力成本和低端的产业链,导致中国经济在实现规模扩张之后,这种让中国经济成功的模式立即失去了竞争力。

  过去,中国发展模式最大的经验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对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我们的一切制度,我们的一切机制都是为这样的模式而准备的。在人口红利的周期下,这种玩法即使税费负担重、融资难,也能活下来,一旦人口红利结束,这种模式的各种弊端就会显示出来。今天,是整个中国经济,而非个别企业,走进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带,这个地带需要更多的创新,需要新的商业模式,需要新的制度生态创造新的竞争力,否则将走不出任正非所言的无人区,只有死。

  任何一个国家面对“无人区”时,都有很大的惰性,不愿意走出来。金德尔伯格在前述的《世界经济霸权》中曾经精辟地总结到:

  “历史还多次表明,个人、公司、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经常过度推行其成功的方案,实行时间过长。甚至当即将到达极限的信号发出时,他们显然也常常不能调整适应新的经济状况。”

  对于中国而言,很显然,当下最重要的是不能迷恋闹市区的风景,而是自觉将自己置于无人地带,告别过去的自我,重新寻求突围之道,而不是整天梦想着回到过去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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